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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漱溟:中國民主同盟的創建
          2020-02-18 15:21:00 來源:中國政協文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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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慶國府路300號(今上清寺人民巷45號)曾為民盟總部辦公地

            “盧溝橋事變”爆發后,自1937年7月至1938年底一年多的時間內,雖然中國軍隊在戰場上處于劣勢,但總的說國共合作,全面抗戰的形勢還是好的。當權的國民黨人,包括蔣介石本人,態度也還積極。但是,武漢失守,國民黨退縮到重慶,日本人戰線拉長,放松了對國民黨統治區的進攻,蔣介石卻又故伎重演,將其政策的重點由對外轉向對內,由抗日而逐漸轉向防共、反共了?箲鸪跗谌珖嗣窈透骺谷拯h派爭取得來的某些民主權利,也受到限制或被取消。

            國民黨頑固派這種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舉動,不僅遭到共產黨的反對,而且使得擁蔣抗日的各黨派和社會各界產生了強烈的不滿。頑固派堅持一黨專政和消滅異己的政策,甚至使手無寸鐵的各黨派的生存都受到了威脅。在這種形勢下,各抗日黨派紛紛要求國民黨結束一黨專政,開展民主憲政運動,并主張聯合起來共同研討形勢之發展,實際是對付來自國民黨方面的威脅,于是有了成立“統一建國同志會”之舉,這個統一建國同志會,便是“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前身。

            

            統一建國同志會發起組織人中有我,還有張瀾、沈鈞儒、黃炎培等人,其宗旨是“集合各方熱心國事之上層人士,共就事實,探討國是政策,以求意見之一致,促成行動之團結”。

            1939年11月下旬,中國青年黨之左舜生、李璜、曾琦,國家社會黨之羅隆基(后退出國社黨)、胡石青,第三黨之章伯鈞,救國會之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中華職業教育社之黃炎培、江恒源、冷遹,我作為鄉村建設派的代表,以及無黨派之張瀾等人,在重慶集會,擬訂了《統一建國同志會信約》和《統一建國同志會簡章》。

            會議推舉我和黃炎培將《信約》和會員名單送蔣介石。后黃炎培因蔣介石決定召見時正巧去了瀘州,便由我于11月29日去面見蔣介石。我遞交了《信約》,并著重說明統一建國同志會的“第三者立場”,要求蔣介石允許民主人士“有此一聯合組織”。蔣介石提出不組織正式的政黨為條件,允許成立統一建國同志會。

            

          “特園”原名“鮮宅”,是著名愛國民主人士、民盟盟員鮮英的公館,位于重慶市上清寺嘉陵江畔,始建于1931年?箲鹌陂g,“特園”成為中共及各民主黨派活動的重要場所,是中國民主同盟的誕生地。

            一天,我由住處重慶上清寺特園外出散步,走到不遠的重慶新村四號,這里是中央銀行總裁張嘉璈的公館,張君勱住在他弟弟家中。張君勱是參政員,也是國社黨(后改為民社黨)之首腦。黃炎培、左舜生也先后來了,都是不期而遇。黃炎培提出,現在我們雖有了統一建國同志會,但依然是各自一攤,沒有力量。如果我們進一步把國共兩黨之外的黨派團體聯合起來,成立一個統一的組織,團結起來,就有力量了。大家都同意這個建議。接著又提出,由我去聯絡章伯鈞,他剛剛被排斥出參政會,當時代表第三黨。后來我去了章家,一談就妥。談到救國會沈鈞儒等人,大家的意見是等這個統一組織成立之后再參加。后來沈鈞儒等人真的緩了一年才加入了民主政團同盟。再如張瀾先生,是長者,有聲望,但由于他是一個人,不是一個黨,一個派,所以也沒有馬上加入。直到成立后由我去邀請他,才加入的。這是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最早醞釀的情況。

            

            1941年2月10日即“皖南事變”發生不久,中共代表周恩來與各黨派人士聚談,各黨派都不約而同地談到面對當前的形勢,深感各黨派有為民主與反內戰而團結之必要。

            不久,我和黃炎培、章伯鈞、張君勱、羅隆基、左舜生等人相約聚會,正式決定將“統一建國同志會”演變、擴大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并連續召開籌備會議,起草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綱領、宣言和章程,醞釀領導人。

            3月19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重慶上清寺特園(鮮英寓所)召開成立大會,我和黃炎培、張瀾、羅隆基、章伯鈞、張君勱、左舜生、李璜、林可璣、丘哲、江問漁、冷遹、楊賡陶等13人參加。會議通過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政綱》《敬告政府和國人》和《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簡章》,并選舉到會的黃炎培等13人為中央執行委員,黃炎培、左舜生、張君勱、章伯鈞和我為中央常務委員,推舉黃炎培為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

          抗日戰爭期間,民盟部分領導人合影。前排左起:梁漱溟、沈鈞儒,右起:史良、葉篤義、張瀾。

            所有這些,都是秘密進行的。在當時的情況下,如果在重慶公開宣布成立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很可能被國民黨當局扼殺。于是大家商議決定,派我到香港去辦報紙,在海外建立言論陣地,宣傳民盟的政治主張,爭取社會輿論的同情與支持,伺機公開民盟的組織。鑒于大家對我的信任,我承擔了這一任務。但是,要到香港辦報,談何容易,經費就是大問題。在我離開重慶之前,民盟的負責人如黃炎培、張君勱、左舜生等每人(即各派各方)出1萬元港幣。我經濟能力弱,出了6000元。通過聯絡四川的劉文輝資助4萬元,云南的龍云資助6萬元?偟膩碚f力量是有限的。3月28日,我受人之托,到八路軍駐渝辦事處向中共中央領導人周恩來報告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香港辦報的計劃,得到他的大力支持。5月20日,我到達香港后,得到了中共駐港辦事處及救國會海外組織的熱情幫助和資助。于是《光明報》得以創刊。

          1941年9月18日,《光明報》在香港正式創刊。圖為《光明報》創刊號。

            9月18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機關報——《光明報》在香港創刊,由我任社長,薩空了任經理,俞頌華任總編輯。其時黃炎培已辭去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職務,由張瀾繼任。

            10月10日,《光明報》發表了“啟事”,宣告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業經在重慶成立,并公布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對時局主張綱領》(即《十大政治綱領》)和《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宣言》,向海內外公開宣布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政治主張和斗爭目標。

            10月16日,《光明報》發表《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成立》的社論,指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為“國內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的各黨派之初步結合”,并認為民盟應“以言論以理性去活動,爭取大眾的同情擁護”“培養起來中國政治上的民主勢力”“奠定國內的永久和平”。同時,由陳友仁、陳翰笙把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文件翻譯成英文,向英美各國在港的通訊社記者介紹,并由各國記者向英、美及其他國家發消息。這樣,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成立,便很快引起了國內外的注意。

            重慶國民黨政府則十分恐慌,唯恐全國人民知道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的消息,千方百計地進行阻止。國民黨中央宣傳部訓令國民黨各級報紙不準刊登這一消息和評論;正在香港的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院長孫科發表演說,向報界宣布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重慶成立一事,“在公在私均絕無所聞”,“絕無其事”,誣稱梁漱溟是在港招搖撞騙,并發動國民黨在港的報刊指罵民主人士為“第五縱隊”,還策動港英殖民政府搜查光明報社。

            事已如此,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主席張瀾率左舜生、章伯鈞、羅隆基等人,于是年11月16日,邀請國共兩黨代表和國民參政會中部分民主人士,在重慶臨江路俄國餐廳開了一次茶會,公開宣布成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確有其事,梁漱溟受民盟中央之委托去香港辦報的,《光明報》是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機關報。緊接著,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參政員張瀾、羅隆基等向二屆二次國民參政會提出《實現民主以加強抗戰力量,樹立建國基礎案》,要求國民黨“結束訓政,實施憲政”等政治主張。從此,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以中間黨派的身份出現在國民黨統治區,開展獨立的政治社會活動。

            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建立之初,其組成俗稱“三黨三派”,即:中國青年黨、國家社會黨和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第三黨);以黃炎培為首的中華職業教育社、以我為首的鄉村建設派和部分無黨派民主人士。第二年即1942年,沈鈞儒和救國會也加入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凡加入同盟的黨派的領導人都有雙重黨籍,同盟的組織紀律對加盟的獨立政黨的領導人并沒有多大的約束力,因此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依然是一個比較松散的政治聯盟。

            但是,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成立,確是抗日戰爭中期我國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標志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發展。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當時曾發表社論《民主運動的生力軍》,稱贊“抗日時期,民主運動得此推動,將有重大發展,開辟更好的前途。”

            

            1944年9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重慶上清寺特園召開全國代表會議,決定將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中的“政團”二字取消,改名“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容許無黨派人士個人參加。會上并通過《中國民主同盟綱領(草案)》,選出了張瀾等33人為中央委員,張瀾繼任主席,左舜生任秘書長,中央執行委員會下設組織、宣傳、國際關系、國內關系、文化教育及財務等6個委員會,我為國內關系委員會主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國主義宣布無條件投降。8月28日,毛澤東先生來重慶與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簽訂了《雙十協定》。10月1日,民盟在渝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解放后追認為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發表了《對國事的十項主張》,呼吁“民主統一,和平建國”。通過了《中國民主同盟綱領》和《中國民主同盟組織規程》。增選中央執行委員30人,張瀾連任主席。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在重慶機場受到民盟主席張瀾(左一)等人的熱烈歡迎。

            民盟“一大”以后,國民黨當局根據《雙十協定》決定召開有國共兩黨和民盟及社會賢達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因為參加政協的代表名額分配,青年黨從民盟分出,民盟秘書長左舜生是青年黨的頭頭之一,便也跟著離開民盟。我此時正從廣西抵達重慶,民盟中央諸同志推我接任了民盟秘書長職務,直至后來民盟被迫解散。

            現在回想起來,民盟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應運而生,在中國現代史上成為重要的一翼,在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洪流中,經過曲折和斗爭,終于走過來了,F在廣大盟員正在為祖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竭盡心力,作出貢獻,大家都感到莫大欣慰!

            本文選編自重慶市政協編《重慶文史資料》第28輯,圖片為編者所加。作者梁漱溟(1893—1988),著名愛國民主人士、我國當代文化名人。民盟發起人之一,曾任民盟中央常委、民盟中央秘書長等職。第一、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五至七屆全國政協常委。

          責任編輯:趙文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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